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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昭慧法师:台湾“思凡事件”的前前后后

    作者:东森平台_东森游戏_东森娱乐_注册登录【官方网站】 来源:www.shhmba.com点击数: 发布时间:2017-10-07 10:35

      

      “显正”之外,还须“破邪”的积极性,也算是台湾佛教的特色。以下略述笔者(昭慧法师)依佛法之理念,在台湾佛教社会中,发起的几项对内或对外“破邪”或是“显正”的社会运动。那些,或可称之为台湾佛教的“另类经验”吧!因为它与台湾主流团体的人力、财力不成正比,算起来并非台湾佛教的主流势力,但是它在思想面的后续影响力,却是不宜轻估的。

      笔者出家一段年日后,受到印顺导师的提携,到福严佛学院教书。当时他希望笔者未来能在佛教学术上多所措心,甚至要求学院让我得免行政事务的烦扰,专事研教。那时笔者算是山居的一介学问僧,写出来的佛学文章,已谬承佛教界的赏识,也自期能以学术成就来报答恩师。但是因缘际会,却使笔者离开山林与学术的象牙塔,展开了为期十五年护教与护生的生涯。

      一九八七年间,有一次偶从山门向外眺望,看到《国文天地》“修理”佛教,辱慢僧尼,内心非常生气。其实自明、清以来,低落的僧品与轻慢僧尼的风气互为恶性循环,僧尼往往被贴上“情色”与“暴力”的标签,而成为戏曲小说中的负面角色。碍于“忍辱”之教,僧尼往往静默承受而不反抗。这样一来,让人觉得辱慢僧尼不须付出代价,“软土深掘”而肆无忌惮。

      可能因为笔者本身受过大学教育,有民主理念与正义理想,总认为出家人也应受到平等尊重,不应因其出家身份而横遭羞辱,所以遇到这种情形,理所当然要“不平则鸣”。

      早先只是以文章回应这些偏颇言论,但发现到媒体编辑一般总是保护原作者或社方记者,不肯刊登我方回应,对此笔者束手无策,于是与当时旁听笔者佛学课程的性广法师商议。性广法师当时住在汐止慈航堂,按期到山下宏扬佛法,有一群在家学生,大都是上班族。她很有前卫意识,立刻把《国文天地》)羞辱佛教的文章,影印给闻法大众阅读,群情愤慨,共商每人每天打一通电话到杂志社,要求社方必须刊登笔者的文章,以为平衡报导。

      起先杂志社还是很老大,想要不予理睬,但经过大家不断地打电话,他们还是会烦、会怕,终于有了一些妥协。几度类似的事件交涉下来,我们发现到,这些媒体很“老大”,个人与他交涉,他根本就不会理睬,于是我们决议,干脆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他们交涉。

      一九八八年间,笔者邀请性广法师一同找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长老(后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),两个“小毛孩子”,竟然想要在中佛会组织下,成立一个护教组织。后来几经筹备,“中国佛教会青年委员会护教组”终于挂牌运作了起来,笔者被公推为“组长”。

      那时的传播媒体、艺文界人士,时不时就丑化僧侣,大都说僧尼是因为失恋、失意、遭受挫折与打击才出家的,我们不希望社会对僧尼有此刻板印象,所以想用组织交涉的方式,防止无聊文人与记者,肆无忌惮以调侃或辱慢僧尼。

      一九八八年六月成立护教组,这是奠基在台湾社会“解严”的基础上的。解严以后,社会上已有许多人民自发性“自力救济”与抗议警宪的民主运动,早先笔者对这些运动也并无好感,认为这些人“没事闹事”,可是等到自己有了切身之痛,在三宝受辱时,“呼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”,这时观念就有所改变了,策略也常相同。例如,当媒体刊登一些污辱三宝或对佛教的报导有所不公、不实的言论时,我们就会撰写投书传真出去,并打电话请他平衡报导,如果他不答应,我们就寄存证信函,郑重告知:如果不依法刊登我方报导,我们将不排除发动全体佛教徒拒订贵报。这么一来,策略往往奏效。因为订户对他们而言,是经济命脉,不但影响报份,而且也会影响广告收入。毕竟佛教徒的人口众多,只要有一小半人拒订,就够他们受的了。

      在护教组成立之后,我们就着个案一一交涉,得到了良好的效果。例如,曾有一篇中央日报的报导说,高雄市佛教的出家人口,只有一百三十多个人。事实上高雄市佛教比丘尼绝对不止此数。此外,报导还说这些人都是因为失恋、离婚,生活不如意才出家的。看了这篇报导之后,笔者当然很生气,立刻打电话过去!记得当时在笔者身旁有一位学生还极力劝阻道:“师父,您还是不要打吧!”笔者说:“不打,人家就瞧得起我们吗?搞不好走到街上还被人当作‘弃妇’呢!”

      打电话过去交涉,地方版编辑回应说:“高僧是不会介意这种事情的。”笔者乃回应道:“我可没告诉你我是高僧,高僧做不出来的事,低僧做得出来。所以你一定要更正报导,否则我们一定会展开抵制行动。”当然,交涉不能光是口头交涉,后面一定要有“武器”作为后盾。佛教是非暴力主义,绝对不可能像XXX教那样引爆“九一一”,那我们依凭什么武器呢?武器就是“拒订”,如此一来,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,不得不对该项报导给予更正。 

      再举一个笔者亲闻的例子。当时性广法师住在慈航堂,有一次,联合报刊出一篇题为“春风不度佛门地”的新闻,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脱光衣服闯入该寺大殿,“众尼姑掩面惊叫奔逃”,报导写得煞有其事。当天正好性广法师在场,实际情形是:一个精神病患来到,乱敲大磬,寺中人看到之后,劝阻无效,对方反而脱下了上衣撒赖,这时寺方只好打电话给山下的派出所,于是警察上山把他抓走。

      摊开台湾的媒体,报导的大都是凶杀案,我们不要以为台湾已经“天下大乱”!这些记者要如何知道台湾社会发生什么事情?原来他们常跑到警察局等候新闻,或是与警察创建良好的关系,这些警察会源源不绝地提供有关凶杀案的消息,所以他们报导的大都是负面消息。前述情况,一定是派出所的警察多事,告诉了媒体记者,记者一听,灵感来了,于是配合武侠小说中出家人卑微粗俗的印象,加以自己的丰富想像,而写就了─篇“众尼姑掩面惊叫奔逃”的新闻稿。

      后来性广法师立刻向联合报抗议,并要求予以更正。报社当然也老大不理,性广法师遂表示道:如果不肯刊登,我们会要求所有信徒拒订。在这情况之下,联合报只好作了平衡报导云:那位精神病患者该日到来,并没有脱光衣服,比丘尼们也都沉着应变,并未奔逃。此外,慈航堂还办有孤儿院,广做慈善事业。后面这些话技巧性地恭维慈航堂,明眼人一看就知:这是聊作补偿用的。故知:权益得来不易,它不会是“天上掉下来的”。试想,如果凡事忍让,不极力争取,对方有可能作任何改变吗?

      当时我们就“两个毛孩子”,加上性广法师的一群在家学生以为“一群小喽啰”,竟然就着一叠存证信函、几个信封、邮票,再加上一支电话与一台传真机,与诸庞大势力的媒体,展开了煞有介事的交涉。

      特别是一九八八年底至八九年初的“思凡事件”,因抗议国立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公演“思凡”,一时轰传武林,惊动万教。国立艺术学院是教育部的管辖范围,于是笔者就锁定它作为“端正视听,给人民再教育”的一个好目标。首先,护教组寄发存证信函,请系方取消演出这出戏码,并请佛教界广为联署,让校方与教育部深感压力。其次,透露消息给传播媒体,好让此事广为社会之所周知。当时系主任平珩女士觉得相当为难,乃与我们展开谈判。这一来,媒体与艺文界当然展开全面的“反扑”,责笔者以“迫害艺术”,笔者也毫不畏战,一一辩驳。“思凡事件”于是造成了台湾社会的大震撼,颠峰时期,几乎天天都成为联合晚报第三、四版的头条新闻,报导无日无之。

      社会人士对于出家人竟敢站出来侃侃而谈,既是侧目,又是好奇,笔者也因此变成剑靶,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。就连许多法师、佛教媒体与佛教艺文人士,也都不屑地将笔者视为六根不净的“好战份子”,为显清高而与笔者划清界限,甚至写文章冷潮热讽。但是记者直接与笔者接触,听笔者道明原委,就能体会到僧尼在中国历史中所承受的委屈,所以对笔者非常友善,报导出来的也就较为正面。

      那时华视有一个热门的谈话节目,名为“华视新闻广场”。主持人李涛先生请笔者上节目,直接面对社会大众,与平珩等艺文界人士当场辩论。节目现场播出,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许多观众对出家人的印象全盘改观。他们觉得很震惊,因为出家人在他们的既定印象是很卑微的,而且是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,走路目光要离地三尺不远的迂腐之辈,怎么忽然间出家人竟与人侃侃而谈,而且理直气壮起来了?他们对此很不习惯,但听到了笔者所谈内容以后,他们显然极感兴趣,也转而同情我方,于是整个局势明显扭转。

      我们的策略是,若不取消“思凡”昆剧之演出,我们打算发动佛教徒,包围演出地点基隆文化中心以静坐抗议。当其时,佛教大德之中,星云大师是非常有智慧的。他并不知笔者曾是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员,与佛光山有过殊胜法缘,但是,在与笔者“素昧平生”的情况下,他竟然主动打电话过来打气:“昭慧法师,我全力支持你!看你要多少群众,我就给你带去多少群众。”

      比较有群众基础的法师,对此议题往往避之唯恐不及,有的甚至向媒体记者表示:“这些都不重要,我们出家人自己做好就好了,不必去理会别人怎么想。”另外也有一些法师,其态度是“坚壁清野”,认为事情虽然很有意义,但是决不让信徒参与。星云大师的支持,给了笔者一颗定心丸,当时笔者之所以能够那么强硬地与对方谈判,就是因为背后有佛光山支持力量的存在。否则若老是“唱空城计”,放个“后面有滔滔汹涌的群众”之类的风声,久了也是会穿帮的。

      最后教育部社教司长杨国赐教授只好出面,找两造来会谈,要求双方各让一步:国立艺术学院将不再把“思凡”女主角定位为尼师,我们也不再于他们公演的基隆文化中心场外展开抗议行动。教育部其实也很为难,因为我们说对方迫害宗教自由,对方说我们迫害艺术自由,他帮哪边说话都不好。连达成协议之后,教育部也立刻被谴责以“干涉艺术自由”。

      护教组的冲锋陷阵,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效果。从那以后,一般媒体不敢轻易调侃出家人,不敢动不动就给出家人扣上情色与暴力的帽子。例如:在发生“思凡事件”的那段时间里,台视要上演剧情与“火烧红莲寺”相关的连续剧“红姑”,笔者立刻透过媒体记者放话说:我们要向台视严重抗议。当晚联合晚报立刻用大标题刊登此一消息,台视非常震惊,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国立艺术学院的强硬态度,于是立即透过媒体表示:他们一定会改变剧情,以免伤害佛教。有的电视剧演到出家人,竟然还知会我们,请我们先看过剧本,表达我们的意见,以免演出时招惹麻烦。总之,经过了这些努力,终于让台湾媒体改变了对佛教动辄戏谑的态度。

      可以这么说,佛教经常受谑的局势改观了,僧尼在台湾的正面形象也逐渐大过负面的刻板印象了。除了上述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的外围因素,以及佛教界出现典范人物,藉由大专佛学社团的引导,知识份子与大学生大量学佛出家等等正面因素之外,上述“护教组”在媒体群中“破邪”的力量,其影响也不容小觑。佛教中人一改“温良恭俭让”的形象,与谤三宝人硬碰硬,把负面抹黑、中伤、调侃、鄙夷三宝的声音给压了下去。这不是透过政治力量去周旋的,而是透过草根性的群众力量,与面对谤三宝事时给予强烈回应,而硬搿回来的。

      思凡事件过后,有一次中国时报副刊为此议题举行座谈会,在座的台大外文系王文兴教授说:这其实是表示,佛教已由弱转强。美国的黑人运动也是发生在黑人由弱转强的时代。假如佛教太弱,它将没有力量抗争;但假如它已强盛,也就不需要抗争了。就在它由弱转强的时刻,它才会发出不平而鸣。笔者觉得他的这段话是公允之论。这并不是笔者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,而是佛教在社会上的整个大趋势,正处于由弱转强的阶段,而笔者只是因缘际会,所以脱颖而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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